对金庸小说乃至整个武侠小说的评价，当然可以仁智分见，有很大的差异。但也有分寸拿捏得准否的区别。读袁良骏先生《再说雅俗——以金庸为例》一文，从我的“解释前结构”出发，便觉其用力不准。我可能还算不上金庸迷，但相当喜欢金庸作品，也比较仔细地读过金庸的绝大多数作品。这里想针对袁文，为金庸作品一辩。
袁先生对武侠小说——尤其是旧武侠小说的贬评，恰当处多多，我并无太多异议。但涉及新派武侠小说——尤其是金庸武侠小说，其发招便少了准头。袁先生学者风骨，对金庸武侠小说有所肯定，这是与江湖文侠王朔判然有别的。但其基调是否定的，而在我看来，否定得欠缺道理。
说武侠小说形式极大程度限制了金庸文学才能的发挥，这是袁先生的想法，不能成为公论。限制是有（任何一种文学样式可能都不便发挥一个人的全部文学才能），但不是极大程度。事实可能恰好相反，是武侠小说形式极大程度地发挥了金庸的文学才能。一个人的才能由先天禀赋和后天习养诸多因素使然。我们看过金庸作品，同时又目睹了金庸在名利上的巨大成功（全然以成败论英雄固然不可，但多数时候以成败论英雄简捷而不失准确），应该相信写武侠小说是很适合发挥金庸才能的文学活动。
说金庸小说概念化、公式化、模式化，我认为是有一点，但不严重。即使是有的那一点，似乎也无可厚非。多数文学艺术形式，都要遵循一定程式，这可能是无可如何而又没什么不可的事情。唱京剧不遵守一定规矩，招来的只是批评。武侠小说有一定程式也不足为怪。按一定模式总体构思情节，可能是武侠小说家的基本功。金庸这一基本功非常好，足见高明。以金庸之才能，去进行全新的纯文艺创作，的确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，这是袁先生的慧识，但不能由此断定金庸写武侠小说便是“带着枷锁的跳舞”。需知有“条条道路通罗马”的说法。
说金庸小说脱离现实，也有一些，但更不值攻讦。文学创作不只现实主义一派，这点袁先生非常清楚。金庸当然可以走浪漫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路数。至于非得要金庸彻底浪漫，去写一部《西游记》似的新的神话小说，那更没道理了。袁先生不是不喜欢模式吗？浪漫到何种程度合适，完全可以由金庸自己把握，一是要适他之性，二是要赢取最大多数读者的认可。看来袁先生承认《西游记》的优秀，小说的虚幻不实应当是他可以容忍的，不需要我们去详细论说这样一个尺度：现实与否不是评价文学作品优劣的标准。
至于金庸武侠小说中仍然是刀光剑影、打打杀杀一类责备，更是不当之毁了。袁先生很清楚，写武侠小说就不可能杜绝描写厮杀，但描写厮杀，却未必只能是那些旧招数。“乾坤大挪移”，“黯然销魂掌”，便是很体现想象力的新招数，前者气派，后者细腻，在《三侠五义》一类旧武侠小说中找不到。金庸武侠小说的许多内容不真实，但新鲜，高明，充分展示了金庸的才华。
袁先生指责金庸武侠小说的第四点，是说金庸将武侠置于历史背景之上，有以假乱真的副作用，这也不得要领。金庸如此操笔，正是足见其才华和功底的特出之处。他不去写传统的神魔小说，也没有去写巴尔扎克、托尔斯泰式现实主义作品，来了个真幻交杂、将现实与虚构奇妙纠结的大创造，这不正是袁先生有所要求的非公式化、锐意创新吗？说到副作用，那也不要多怪金庸。将小说和影视作品当信史看，这种幼稚应当自行克服。
袁先生接下来指斥金庸武侠小说内容?嗦重复，又是没有体会到金庸作品的“玄关妙处”了。就金庸作品本身论，那些写得短的作品，如《越女剑》、《白马啸西风》等，是他比较差的作品。很多人都体会到，在金庸作品中，写得越长的越好。宽广的社会历史背景，复杂的人性结构，需要足够的篇幅才能充分展示。如果按袁先生指示的去精简、删节，金庸不但在财富上要遭受极大损失，而且根本就不值我们来评论了。巴尔扎克、雨果、托尔斯泰的一些作品“?嗦”而伟大，金庸的作品总体言杰出而并不?嗦。写那么长不但没有背叛他的才华，而恰好是他才华的需要和展示。
袁先生对金庸小说的最后一击，是说金庸的武侠小说与旧武侠小说一样，有很坏的社会影响。我觉得，金庸小说的不良影响是有的，那是社会上总有一帮学坏容易学好难的人存在，但金著的积极面更为突出。即便武侠小说离不开写厮杀打斗，但金庸着意高扬的是“仁者无敌”的大旗，召唤的是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”的理想，阐释的则是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。
普鲁塔克表达过这样的意见：在嬉笑怒骂中做成别人严肃认真地做成的事情，是最大的智慧。金庸以广受读者喜爱的形式，做成了许多小说家一板一眼也未做成的事情，自然当得盛誉。
总之，金庸写武侠小说不值得惋惜，武侠小说也并不必然低档次、低品位。小说种类应无必然的高下之分。如此多的人喜欢读金庸的武侠小说。而且金庸也靠此物质精神双丰收，却硬说武侠小说已经完全过时，显然言之不成理。的确有许多武侠小说写得异常俗劣，但金庸的武侠小说是精妙到有可能绝伦的地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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